东坡书院

教育在无边的时空中穿行。如今，人类已经进入知识社会，比起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来说，人类的教育形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教育的目的、教育的制度、教育的内容一直到教育的方式方法等等。可以说，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种适应知识社会要求的新教育正在酝酿和形成之中。与此同时，许多新的教育思想或主张也开始陆续登场，相互竞争，相互激荡，像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潮、批判教育学、解放教育学、后现代教育思潮、新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等等。“主体间性”、“生活世界”、“合法性”、“学校选择”、“文化抵制”、“霸权”、“赋权”、“对话”、“多样性”、“反讽”、“规训”、“服务”、“知识/权力”等等来自不同知识领域的概念风靡中国教育界，为教育实践提供了一幅近乎全新的概念地图。在这样的时代，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古代教育智慧还有价值或意义吗？如何立足于实践的立场看待中国古代教育智慧？中国古代教育智慧能不能实现它的当代转换，能不能在当代教育理论和实践中有栖息和表达的空间？这都是一些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越来越少的教育学者思考传统文化问题

遗憾的是，据我个人的观察，在中国教育学界，除了一些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学者外，许多其他教育学科的学者似乎并不经常思考这样的问题，中青年教育学者尤其这样。我自己也不例外。前不久，国内同仁所熟悉的、首提“西方教育理论本土化”的杜祖贻教授和著名教育哲学家黄济先生在英东楼我的办公室会谈，两位老友见面，谈得非常开心。其间，黄济先生向杜先生汇报说自己离休后正在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工作，准备搞一个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读本，涵盖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小说散文乃至家书楹联等，已经写出了个大纲，并开始在《中国教师》杂志连载。杜先生听了由衷地高兴，赞扬黄先生此项工作对于普及传统文化、培植青少年文化自信心功德无量。杜先生说完这番话，就转过头对我和北京大学的青年学者蒋凯博士说，年轻人在教育研究和实践中继承老一代的文化理想和情怀，祖国的文化就有希望了。不知道蒋凯博士当时有何感想，反正我自己心里是很惭愧的。为什么呢？因为尽管我的导师黄济先生对于传统文化情有独钟、了如指掌、身体力行，但是我自己并未在学术研究和日常生活中有多少的体现和体会。尽管我在一些研究论文、著作和学术演讲中也时常谈论一些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但实话说，自己对它们的阅读和认识还是很肤浅、很皮毛、很初步的，对它们的感情也远不似先生们那样深厚。杜先生要是知道这些，还能不能够高兴得起来呢？！

坚守师道尊严

曾经有位朋友，对于当前国内教育理论和实践中西方教育理论“泛滥”的现象愤愤不平，认为国人对西方教育理论的过度热情和迷信毁坏了学校、毁坏了家庭、毁坏了青少年儿童。他想邀我写一本大概叫《中国教育的智慧》的书，以回应当前的教育现实。我当时也很激动，觉得他言之有理，觉得我有责任写这样的一本书，并梦想着靠它来医治中国教育的时弊。激情之下，我还力邀了我的一位在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方面非常有造诣的同学一起写。后来终因我对于中国古代教育文献的不甚熟悉，加上日渐繁忙的管理工作，只好作罢。

不过，从那以后，我在教育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中国意识”却是强了许多。比如，在课堂上讲到师生关系时，我对于“师道尊严”有了新的认识。经过仔细地查找资料，我发现“师道尊严”堪称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师生关系命题。师道尊严所要表达和维护的并非是不平等的、等级制、专制型的师生关系，而是教师本人对于教育之道的深切体会和不懈实践。用今天的学术语言来说，它应该是一个教师伦理学的命题。根据这种认识，我写了《老师们，让我们自重》的短文。至于把师道尊严理解为不平等的、等级制的和专制型的师生关系，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有意扭曲或歪曲的结果。试想一下，如果一个时代教师不能严守师道，学生不能尊重教师，社会上嘲讽教师，还能有什么真正的教育可言？当我在和另一位朋友合写《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一文最后重引韩愈“嗟乎！师道之不存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一句时，我听得见自己心颤的声音。作为一名曾经的小学教师和现在的高校教师，我扪心自问：我是否严守了师道？我是否是一名“合格的”教师？

我们未必已弄清古人的教育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