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实际上讨论的是：中国教会如何使它的神学教育在中国教会的福音事工中发挥作用，并且使中国教会成为实际意义上的中国教会。这既是一个教会论问题，也是一个“宣教学”[1]问题。

中国教会目前的迅速发展举世瞩目，为满足教会的需要，神学教育也成为了中国教会关注的重点[2]。从理论上讲，神学教育或神学院校不仅仅是为教会培养它所需要的人员，更重要的任务是为教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并且培养能够把这些理论依据予以实行的人。就这一点而言，神学教育决定了教会发展的方向。但事情不一定总是按逻辑发生的。如同中国的情况是错综复杂的一样，中国教会的状况也是错综复杂的。

现代文化普遍受到了现代经济发展的影响，现代教会的“宣教”模式也普遍地受到了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营销模式，以数量来衡量教会效益，片面地强调“植堂”而忽视了福音的作用，经济富裕的教会似乎就在教义上有更多的权威，等。在这种思想的推动下，有的教会采取了用金钱宣教的方法，以这种宣教方式建立的教会是在什么意义上的教会暂且不谈，至少这不是耶稣的传福音方式。有的教会采取了意识形态宣教的方式，既把特定的意识形态作为福音的内容，显然这也与耶稣的方式相孛。也有的用文化宣教，把文化内容与福音信息相混淆。这些都是在狂热的宣教热情掩盖下的教会世俗化的倾向，因为宣教已经与传福音无关，而只是以基督教的旗号传播一种文化观念或意识形态观念。特别是在当前的“全球化”的口号下，历史的丑剧又上演了，[3]很多教会与资本主义并肩作战，企图借助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势力，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不仅是教会论的问题，更是教会伦理的问题。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改革，特别是面临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教会面临的将不仅仅是如何使中国人“归主”的问题。而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教会应该如何保持自己的身份，也就是如何作一个上帝在中国对中国人彰显他的旨意的器皿，中国教会应该如何抵抗目前全球化的教会世俗化的狂潮。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在于中国神学教育的方向。中国的神学教育应该如何适应目前形势？怎样才能为中国教会在这样的世俗化席卷一切的形势下为中国教会的发展找到一条出路，并为世界基督教的发展带来更新的力量？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首先介绍中国教会及中国神学教育的状况，然后分析我们目前在神学教育中存在的教育原则问题，以及我们应该使用的教育原则。

一. 针对中国教会状况和神学教育状况做的一个介绍性描述

1949年前，中国有独立的神学院和圣经学校，以及大学所属的宗教研究中心，如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等。本世纪五十年代，由于公共教育与宗教相脱离的政策，使大学所属的宗教院校不复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的宗教院校都与大部分大专院校一起被关闭了。到了八十年代，中国的神学教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十世纪末，当基督教新教在所谓的基督教国家走向衰微的时候，中国的基督教却开始迅速增长。教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信徒纷纷拥入教堂。这一现象使许多人迷惑不解。[4]

中国教会在增长，但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任何把中国的复杂处境一概而论的简单论断都必然导致荒谬。中国社会从整体上讲各个方面都在变化着，而这些变化给中国教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影响，也包括教会的增长。下面是一些可能的增长原因。

首先，在任何一个民主的多民族和多员文化的国家中都不会只有一种宗教信仰，因为一种宗教不可能满足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的所有人的宗教需要。中国已经从一个封闭的社会转型成了一个开放、民主的社会，从而人们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来进行选择。这是基督教的增长以及所有的宗教都在增长的原因之一。

其次，中国文化与其它文化的相遇鼓励了人们去了解其它文化观念以及作为文化表达方式之一的宗教。许多中国的年轻人把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这也是一些西方人不断告诉这些年轻人他们的国家是基督教国家的结果。在全球化的趋势中，有这样一个倾向，即钱往哪里流，文化就从哪里来。从经济上讲，西方国家比较富裕，因此，基督教对一些人具有吸引力，因为他们相信了解基督教就是了解西方文化。最终，他们中有些人成为了教会的成员。

还有，许多西方人都知道，教会是一个很多人一生只去三次的地方。教堂已经在那里矗立了几百年，成为那里自然风景的一部分，电视布道和教会办的无线电节目也垂手可及，基督教已经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我并非说那里的文化是基督教文化）。教会作为一种文化印象而不是作为信仰团契已经为人们所熟知。许多人是教会成员，但却不相信耶稣是基督。教会对于宣教的关注取代了对传福音的重视，“植堂”（church planting）思想代替了对灵性价值的强调。所有这些都使教会失去了它的特性。使人们对它熟视无睹。而中国教会的状况却与上面这些情形形成鲜明对照。正是中国教会所具有的基督教的独特性使它对于中国人具有吸引力。[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