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10日，由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中国教育新业态发展报告（2017）——基础教育》发布会在京举行。

　　教育新业态，不仅指作为产业或事业类型出现的新型教育供给者如校外培训机构、教育科技企业，也指由于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带来的教育供给的新方式、新形态，如在线教育、虚拟学校，还指由于新供给主体和新供给形态的出现带来的整个行业组织形态的改变。由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王蓉教授主编的《中国教育新业态发展报告（2017）——基础教育》（以下简称“蓝皮书”），对中国教育新业态的发展现状、作用、影响、存在问题及其改进建议作了开拓性的实证研究。全书在“总报告”之后，分五个专题——民办学校、校外培训、基础教育国际化、公办学校的教育信息化实践和教育科技企业——讨论与分析我国教育新业态的主要组成部分。蓝皮书以最新的全国性大样本数据即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为基础，对我国的民办学校、校外培训、在线教育服务与购买进行了实证分析；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民办国际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公办学校的教育信息化应用以及教育科技企业进行案例研究，广泛并深入地描述了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新业态的特点与问题。

　　教育新业态主体在满足人民对高质量、个性化教育需求的同时，首要作用是满足甚至调动人们对于教育“位置物品”的需求和焦虑。对于当前教育的供需矛盾，蓝皮书总报告认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教育领域中更多体现为人民对于教育的位置物品属性的觉醒和追求，这种觉醒和追求给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压力和集体的心理焦虑，其表象并不美好。本书的一个主要发现是，当前的教育新业态的各个主体（包括校外培训机构、部分民办学校和教育科技企业）在满足人民对高质量、个性化教育的需求方面确实具有潜力，但当前它们首要的作用是满足甚至调动人们对于教育“位置物品”的需求和焦虑。

　　解决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均衡发展问题是根本。总报告认为，要解决当前核心的教育矛盾，在政策层面，原则上应该切实减少市场性力量带来的对于教育体系的筛选功能和发展功能均衡的破坏性影响，减少其鼓动和增加老百姓“教育位置需求”焦虑的主动作为的空间。最根本的是解决我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均衡发展问题，显著扩大普通高中和本科教育优质资源的供给。迫切需要减少高等教育、高中教育机构之间的过度分化，适度遏制“拔尖”建设的政策冲动。只有建设一大批“高原式”而不是少数几个“高峰式”教育机构，才能真正解决教育的供需矛盾。从教育财政政策角度讲，只有继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才能为上述的事业发展目标提供保障基础。在现有教育财政投入的格局下，未来要更加重视对高中和普通本科高校的财政投入问题。

　　民办中小学：主要功能是满足高收入群体的差异化教育需求

　　蓝皮书通过2015年的分省民办学校事业发展数据来刻画省际差异。数据表明，大多数省份内部各级各类民办教育发展程度的差异极大，无法用单一模式进行概括，即各省对不同层级的民办教育的依赖程度并不同。

　　基于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蓝皮书指出，绝大多数的民办小学和民办初中的校内收费均为每年数千元，甚至收费最高的25%的民办初中和小学的平均年度收费高达数万元。尤其在一线城市，50%以上的民办小学和民办初中每年校内收费过万元；在一线城市，校内收费最高的25%的民办初中平均收费为6万元以上，远高于其他城市。一线城市民办小学和初中的学生比例最高，13%的学生就读于民办小学，26%的学生就读于民办初中。在其他城市和农村地区，民办小学的学生比例均低于8%，民办初中的学生比例都在10%左右。可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居民的教育购买力增强，教育需求也更加多元化，对民办教育的需求因此增加，因此民办小学和民办初中的学生比例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

　　另外，在小学和初中阶段，随着家庭人均消费的提高，学生选择民办学校的比例在提高，并且所选民办学校的校内收费也在提高。这也说明，在义务教育阶段，相较于公办学校而言，民办学校的主要功能是满足高收入群体的差异化教育需求。对于很多家庭和学生而言，就读于民办学校意味着更多的教育支出，但可能接受到多元化的、高质量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