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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随着权位日高，部属投好，女人送怀，高岗从西北一直“玩”到东北再到北京，其妻李力群多次向周恩来哭诉丈夫“腐化”。〔2〕但“生活小节”并未影响高岗政治上一路走强，若非毛泽东权衡利弊弃高保刘，高岗差点取代刘少奇成为“接班人”。

本文节选自“延安婚恋故事”  作者：裴毅然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6期

延安“性”事很有特色。南方十年闹红，提着脑袋闹革命，牺牲之事经常发生，不可能对部属在情恋方面约束过紧。

1933年5月18日，陶铸在上海亭子间被捕，下了南京大狱。其妻曾志（1911～1998）在闽东任临时特委组织部长，同时相好于宣传部长叶飞（后为上将、福建省委书记）、游击队长任铁峰，遭组织处分，“当时我思想不通，为什么要我负主要责任？！只因为我是女人吗？我并没有去招惹他们，但我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我认为恋爱是我的权利……我对叶飞是有好感的……当时，我与他们两人关系较好，工作之余较常来往……陶铸来信说，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恢复自由遥遥无期。而那时我才23岁，我是共产党员、职业革命者，为革命随时都要做出牺牲；同时也早将‘三从四德’、贞节牌坊那种封建的东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对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权利作出选择。”〔1〕

高岗在西安看到省委领导逛妓院，起初很惊讶，后来理解了——环境险恶，说不定哪天就会掉脑袋，过一天算一天，还不该及时行乐么？！1934年1月，高岗因奸污妇女受到严厉处分，但他仍每到一处都找女人。中央红军到延安后，他见党内一些高干与自己“同好”，自然不但不收勒自羁，还有所发展。随着权位日高，部属投好，女人送怀，高岗从西北一直“玩”到东北再到北京，其妻李力群多次向周恩来哭诉丈夫“腐化”。〔2〕但“生活小节”并未影响高岗政治上一路走强，若非毛泽东权衡利弊弃高保刘，高岗差点取代刘少奇成为“接班人”。

大批知青聚延，婚恋很快成为“问题”。此时，无论性别比例还是拥挤的居住条件，都决定中共只能以献身抗日之名行禁欲之实〔MSOffice2〕。1937年9月“黄克功事件”以前，延安执行清教徒式的禁欲政策，抗大规定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全心意心扑在党的事业上。黄克功死刑宣判大会上，张闻天结语中有“不谈恋爱自然是最好。”〔3〕毛泽东专门到抗大作报告〈革命与恋爱问题〉，规定三原则——“革命的原则、不妨碍工作学习的原则、自愿的原则”，〔4〕虽解“不准恋爱”之禁，仍须“一切行动听指挥”，恋爱可以自由，结婚必须批准，打胎则需要组织部介绍信。高岗在批准范元甄刮宫时说：“让她刮吧，是个可以做工作的女同志。”范很感激：“刮子宫一次两次，党一句话没说地批准了两次。”〔5〕

红小鬼陈丕显（1916～1995）在皖南新四军部工作期间，二十来岁，常有人介绍对象，不少青年女性也对这位“红军老干部”有好感，但项英、陈毅不同意，陈丕显无法“继续”。项陈首长后替他选了一位军部女机要，由曾山批准，1940年2月13日“奉令成婚”。〔6〕延安婚恋属于标本式的“革命+恋爱”，个体性爱与社会改造紧密结合，微观行为绑缚宏观价值，雅称“一根扁担挑两头”——一头挑着未来道德、一头挑着过去观念，俗称“同志+性”。〔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