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世界各国、各民族都十分关注自己的文化？

    文化一般都会传承下去，这是文化的特征及其本质内涵所决定的。文化传承得如何，则主要取决于个人、社会和民族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自觉和自强的程度。接受了传承下来的民族文化，如果再了解一些别的民族文化，异同相较，就会产生文化的自信；再进一步，知道了自己文化之所以然，视之如命，方可谓之自觉；在这基础上，广泛了解世界上几种影响深远的文化，从中汲取自己民族文化之所缺，使二者融合，推进自己民族文化的再创造、再升华，此可谓自强。由此可见，文化由自信而自觉，而自强，都是以文化传承为基础的，也可以说，自信、自觉、自强乃民族文化“传”与“承”必备的主观条件。三者相续相补、互促互彰，缺一不可，乃传承真谛之所在。

    正是出于以上的思考，所以历代，特别是在“盛世”中，都会根据当时社会的需求翻印传世的典籍。显然，这就是文化继续传承和发展所必需的重要物质基础。为便于人们收藏、使用，于是朝野又有了后代所谓的“丛书”的编纂。

    文化靠什么传承？或曰传承的“管道”为何？当然首先主要靠人：长辈、亲朋、老师、邻里，甚至同好同行而未必相识者；其次要靠文献文物、山川景物；最后靠系统的学习（各级各类的教育、培训）。三者之中，文献、文物是可视的依据，里面储存、蕴藏着民族的历史沧桑、信仰道德、经验智慧。中国是世界各国中传世典籍、文物最为丰富，时间跨度最大的国家，当有越来越多的人涉足并乐在其中，讲授者、研究者形成了浩荡的群体，这样就可以言之而成理，也能鉴古知今，明白地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将到哪里去这些人类由古初就思考、研究的根本性问题；看清楚当今国家所奉行的一切准则、瞄准的目标，都是在几千年来列祖列宗、先圣先哲的体验、总结、冥思、践行成果基础上的再发展、再超越，于是在一个新的层次、新的境界上又增强了文化的自信、自觉与自强。

    就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将其数字化（数据库、电子书、用户端查阅、有声阅读等）的工作已经启动。《中华传世藏书》不论以什么形式奉献于读者面前，它都不过是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的一种工具，要让它所汇集的，或者说保存在中华大地上和流散于海外的民族典籍中的英华活起来，开出光彩耀眼的新花，散播于城乡，还需海内外学者专家、艺术家、文创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创造。而让中华古老的文化重新焕发出令世界艳羡的青春，也正是为本书作出贡献的所有朋友的初衷。

    原因很简单，因为文化——不管各国的专家们如何界定“文化”一词的含义，也不管人们有没有意识到，它都是个人、家庭、社会须臾不可离的，因而也就成为人际相处、家庭存续、社会和谐无形的黏合剂。

    恰好，就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巨大变革之际，浙江人民出版社毅然承担起了这一重任，组织国内众多学科的杰出学者建立编辑委员会，着手编纂《中华传世藏书》。各位委员殚精竭虑，各尽其责，编委会全面统筹，层层把关，终于完成了这部汇集先秦至晚清近700种典籍、逾2亿字的巨著。编纂《中华传世藏书》意在典籍的传世，乃至走出国门，所以，全书采用简化规范字，横排，按国家标准施以标点符号。

    中华文化有着不拒他者、善于“择其善者而从之”的优良传统，在对自己的文化（主体文化）充分自信、珍惜的根基上，文化发展的外动力（来自异质文化的刺激、挑战与由此形成的冲突）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而在与异质文化冲撞、交流、互学和相融的过程中，中华文化的“家珍”——传世的典籍依旧是后盾，是取之不竭的思想宝库。当然，时代变了，语言变了，学习思考方法变了，对中华文化无论是要“传”还是要“承”，都需要把保存在典籍中的宝贵的历史和思想，用新的方式、新的工具和新的话语进行叙述、阐释、翻译。

    中国历代编纂的丛书，名声最大的，莫过于清代乾隆年间集中全国学术精英合力编纂的《四库全书》。对于今日之中国和世界，《四库全书》已既不太实用，不便于普及，也不“全”了。时代呼唤着今人能够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再一次精选中国常用而重要的典籍，以当代人的学术水平和智慧进行细致、严谨的整理，编出一套满足当代社会的需要而又足以传世的丛书。它将成为我国典籍永续传承链条上不可缺少，甚至是相当耀眼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