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习近平、王岐山、路遥、史铁生……他们是同一批知青

　　古人郑板桥有首咏《竹石》的名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想将之改几个字，作为我上山下乡的最深刻体会：“深入基层不放松，立根原在群众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基层离群众最近，最能磨炼人。七年多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获益匪浅，同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为成长进步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他们愿意听城里人侃大山，讲他们不懂的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情都找我商量。他说，年轻人见多识广，比他懂得多。这样，我在村里有了威信。我那时不过十六七岁，村里几个老头有什么事也都找我商量。现在有几个作家的作品中把知青写的很惨，我的感觉并不完全是这样。我只是开始感到惨，但是当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活的很充实。

　　我的成长进步始于陕北。最大的收获一是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大概到了1973年，我们又集中考大学，像我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在当时是不可能被录取的。后来我又去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搞社教。搞社教很有意思，我当时是团员，不是党员。县团委书记也是北京知青，清华附中的，他把我拉到他负责的赵家河大队后说：让你到这里“整社”，你就整吧，整得怎么样我都认了；整好了算你的，整坏了算我的。

　　我那时候才20岁。赵家河大队在整社中换了一个30多岁的人当支部书记。那个村整得好，群众也信任我，要求留我在村里工作，而我插队的梁家河大队也要我回去工作。要留在村党支部工作，就是有个是不是党员的问题。我已先后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原因都不批准。这次公社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在研究我的入党问题时，当时的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本地人很难处理好，确实需要他回村里主持工作。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并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让原来的大队支部书记担任大队革委会主任。

　　经过这么多周折，“文化大革命”的周折，上山下乡的周折，最后，这个村子需要我，离不开我，我当时的感觉是在农村好，如果当个工人或者当这个、那个，越是这些地方“文革”搞得越厉害，少不了天天要挨批判。在陕北农村也要搞大批判，批刘少奇、邓小平在西北的代理人“彭、高、习”和刘澜涛、赵守一等，“彭、高、习”即彭德怀、高岗、习仲勋。搞大批判还是由我来念报纸，当地有几个识字的？天天念得司空见惯，也无所谓了。但当地的老百姓非常理解，毕竟是我父亲过去的根据地。我父亲那时是“陕甘边”的苏维埃主席，当时才19岁。有这个背景，就有很多人保护我、帮助我，再加上我本身也比较坚强，就这么过来了。

　　当时的国庆节经常要清理“倒流”人口，但清理完后，又不让我们回去，先关在派出所，一进去就是四五个月。而且关进去不是让你白坐着，还要让你干重体力活，海淀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的。

　　于是，我真诚地去和乡亲们打成一片，自觉地接受艰苦生活的磨炼。几年中，我过了四大关：一是跳蚤关。在城里，从未见过跳蚤，而梁家河的夏天，几乎是躺在跳蚤堆里睡觉，一咬一挠，浑身发肿。但两年后就习惯了，无论如何叮咬，照样睡的香甜。

　　在团结方面，我从小就受到家庭的影响。我父亲经常给我讲团结的道理，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给人方便，自己方便”，用他的话讲，就是做每件事不要只考虑自己愿不愿意，还要考虑别人愿不愿意，因为你生活在人群中，什么事情都以自己为主，就是不行的。

　　1969年1月我作为“黑帮子弟”，来到陕西延川县文安驿镇的梁家河插队落户。

　　二是饮食关。过去吃的都是精米细面，现在是粗粝的杂粮，可不久我便咽得下，吃得香了，直到今日，我对陕北的乡村饭菜还很有感情，就拿酸菜来说，多时不吃还真想它。

　　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