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接班、分配、北漂……中国人“找工作”的40年

　　1983年，邹有华接了父亲的班，当上了教师；1984年，邹有智考进了国企；1991年，邹有信被分配当上小学教师。

　　老邹家三个儿子在上世纪80、90年代，用不同的方式找到工作。

　　再后来，有人追赶考公务员、事业单位的浪潮，也有人追求理想成了北漂、深漂……

　　接班

　　1983年，仅仅读了初中的邹有华，在26岁时候顶替了父亲的教师岗位。对此，家里当时还在读“大学”的老二邹有智内心颇为不满。

　　“老大刚退伍没有工作，还要养两个小孩不容易，你现在读大学(实际是技术学院)，将来有更好的路子。”父亲苦口婆心，劝邹有智别往心里去。

　　父亲以身体状况为由提前一年退休，就是为了让邹有华的工作有着落，家里的日子好过一点。

　　顶替，也叫接班。1956年1月14日，原劳动部发出的《关于年老体衰职工以其子女代替工作问题复轻工业部的函》中首次提出，允许职工退休后招收其符合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即职工退休、退职，子女顶替参加工作。

　　这一制度在1990年底被彻底废除，邹有华赶上了工作可子女接班政策的末班车。

　　“坐上车”的邹有华文化程度不高，又当上了老师，表面上的不搭是本质矛盾的集中表现。虽然能领上工资，邹有华在学校却跟不上教学节奏，很长一段时间适应不了工作。

　　老二邹有智1983年高考落榜之后考进了一家技术学院，也就是父亲口中的“大学”。

　　1984年，在大哥邹有华迷茫的那段时间，当时19岁的邹有智在学校遇上了一家国有企业的招工考试，并且顺利通过考试拿到了就职批准。

　　“那一年刚定了亲，家里掏了不少钱(条件困难)，自己根本无心学习，所以学没上完，就去单位报到了。”邹有智通过招工考试找到了这份月薪37元的工作。

　　分配

　　1984年，中国恢复高考第8年，廖萍一边放牛一边学习考上了贵州医学院。她真切地体会了“知识改变命运”，当初的放牛娃如今已是贵阳当地一家医院知名的主任医师。

　　毕业后，廖萍和男友通过“统招”分配方式选择到同一个地方就业，廖萍选择了医院，男友则分配到了免疫站。

　　所谓的“分配”是1981年在国务院批转的原国家计委、教育部、国家人事局《关于改进1981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中提出，即对毕业生的分配确定为“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实行‘抽成调剂，分级安排’的办法”。

　　实际上，除了地方上的选择，工作的好坏也是当时许多学生在接受工作分配时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由于毕业分配单位的好坏关系到每个学生的前途命运，盼望着分配一个好单位，是大学毕业生整个家庭的心愿。

　　什么叫好单位？有学者表示：“那时，人们的理想是‘科学家’、‘工程师’，待业青年也以‘上班’为首选，实在没有出路才去干个体或服务业。”

　　1989年，邹有华的三弟邹有信高中毕业考上了当地一家师范学院，3年学成后通过定向分配，到了离家50公里的镇上当小学老师，一个月工资68元，彼时大哥邹有华接班父亲的岗位已经6年之久，工资是新人教师的两倍左右。

　　与此同时，邹有信的同学林惠仪以统招形式，选择了自家镇上的小学入职。

　　1999年以后，邹有信通过自学考上了大学，“根据当时的要求，小学教师评级、退休凭职称有学历要求。”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是邹有信和同龄人感受最真切的人生哲理。

　　分配工作的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挥了推动人才流动、协调地区利益的正向作用，但随着经济体制的改变，这种人才分配方式的弊端也愈发明显。

　　1996年，大学生毕业分配工作的制度被正式取消。但直到2007年4月，随着西藏取消大学生毕业分配，延续了50多年的毕业分配制度，终成往事。

　　此后，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决心到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闯荡，年轻人中也开始有了“跳槽”。

　　下海

　　改革开放之后，除了考试找工作、分配找工作，还有一批人快速接触到“开放”的信息，开始了创业之旅，当时称为“下海”。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廖萍的大哥廖健平听说蜂窝煤生意很挣钱，就自掏腰包去城里学了蜂窝煤技术，在乡下做起了蜂窝煤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