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网报道 记者 陈薇】据《欧洲时报》网站3月22日报道,在低龄留学大潮袭来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家长选择把孩子送到国外接受高中、大学本科教育。对于如何选择学校,排名是大家考量的一大标准,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英国《华闻周刊》刊文对此进行了实例分析,文章如下:
卫红的一个英国同学,在成为伦敦商学院斯隆学者之前曾在英美银行业的高层任职数年,大女儿两年前拿到了马尔伯勒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全家欣喜若狂。当时卫红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是什么学校啊?从来没听说过。”而她另一位在欧美投行界有十多年经验的校友一听这个学校的大名,却瞪大眼睛地“哇”了一声,流露出羡慕的表情。后来一打听,这所马尔伯勒学院就是剑桥公爵夫人——凯特王妃(Kate Middleton)的母校。
今年1月,卫红完成了她在伦敦商学院斯隆学者课程(Sloan Fellowship in Strategy and Leadership)的论文,题目是《英国顶尖私立名校的中国战略》。过去一年,她走访了十五所英国私立学校,访谈了其中绝大多数学校的校长,包括男校温彻斯特公学(Winchester College)、拉德利学院(Radley College)、女校切尔滕纳姆女子学院(Cheltenham Lady’s College)、威科姆阿贝学校(Wycombe Abbey)及混校马尔伯勒学院(Marlborough College)、奥多中学(Oundle School)和坎福德学校(Canford School)等顶级私校。
卫红研究英国私校不仅仅因为兴趣,也有现实的原因,她是一名10岁男孩的母亲。在中国时,她和身边无数受过高等教育、有海外视野的朋友同事都在焦虑一个问题:孩子的教育问题。这些家长把目光不约而同地聚焦在既有良好传统又有优质教育资源的英国私立学校上。“什么时候把孩子送出来?该选择哪所学校?学校的照顾能放心吗?我们几乎没有一点概念。”卫红说。
无独有偶,去年4月,凯岚到浙江杭州参与一场关于家庭教育的活动,主办方把这个活动冠了一个高大上的名字“蓝血精英家庭教育面面观”,这里的“蓝血”借用了西方人的概念,泛指那些高贵、智慧的精英才俊。被邀请来参加活动的上百位家长正伸着脖子,等着凯岚分享她如何把两个孩子送进英国顶尖私立学校的故事。
没来伦敦商学院进修时,卫红就敏感地觉察到:中国家长对英国私校知之甚少,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她本来以为,到了英国以后,这个问题将不再成为问题。但是她却发现,即使身在英国,依然被这个问题困扰。
别被成绩排行榜给“骗”了
刚开始做研究时,在选取哪些私校作为访问对象上,卫红想得很简单——以私校排行榜(Independent School League Table)为标准,选取在A-Level或GCSE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学校。当她向英国同学及朋友们询问对这些学校的看法时,却发现英国家长对这些所谓的“名校”几乎闻所未闻。而他们关注的一些学校却是排行榜上名不见经传甚至根本没上榜的学校。
卫红的一个英国同学,在成为伦敦商学院斯隆学者之前曾在英美银行业的高层任职数年,大女儿两年前拿到了马尔伯勒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全家欣喜若狂。当时卫红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是什么学校啊?从来没听说过。”而她另一位在欧美投行界有十多年经验的校友一听这个学校的大名,却瞪大眼睛地“哇”了一声,流露出羡慕的表情。后来一打听,这所马尔伯勒学院就是剑桥公爵夫人——凯特王妃(Kate Middleton)的母校,不仅如此,它还是首相夫人萨曼莎·卡梅伦(Samantha Cameron)、财政部长夫人弗朗西斯·奥斯本(Frances Osborne)等一众政府要员夫人的母校。“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卫红说,“比起简单的成绩排名,英国人更看重口碑。”
“对,口碑很重要。”凯岚也认同这个观点,“它的传统,它的学生未来去向和它为学生带来的附加价值,比如它的人脉,都是比成绩排名更重要的东西。”去年7月,凯岚的儿子查理(Charlie)以优异的成绩被英国著名的伊顿公学(Eton College)和威斯敏斯特公学(Westminster School)同时录取。在到两个学校实际考察之后,查理最终选择入读伊顿。在未来五年的时间里,他都会在这所培养了20位英国首相、被誉为“精英的摇篮”的学校度过。凯岚说,查理没有选择威斯敏斯特公学的原因是从发展自己的兴趣考虑,“因为它在伦敦市中心,在各项设施上都不能满足热衷体育和音乐的查理的需求。”
卫红一直认为,教育应该是个性化的教育,英国的私校在培养孩子的个性化上做得很到位。“它们大都有很好的设施,有很现代化的健身场所、剧院、画室、手工室、琴房,甚至可以学习打高尔夫球和骑马。基本上所有的私校都是小班教学,一个班最多不超过15个人,有一些不太热门的学科甚至有可能一对一教学。”与国内四五十人挤在教室里听一个老师上课相比,形成鲜明的反差。和温彻斯特公学的校长汤森博士(Dr. Ralph Townsend)访谈之后,卫红甚至在想:“如果我是一个男孩,这就是我的Dream school!”
卫红最喜欢英国教育的一点就是,孩子在该玩的时候能尽情地玩,在该学习的时候能尽情地学习。“学校能保证一天至少有两个小时的课外活动,无论是下雨也好下雪也好,孩子在泥地、雪地打滚,回来之后衣服一换,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在学习的时候,又是由特别热爱教育和孩子的老师来教他们。”
实际上,看成绩排行榜选学校并不是卫红一个人的习惯,几乎所有的中国家长都是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分数几乎是他们衡量一个学校好坏的唯一标准。中国学校和英国私校在培养孩子的目的上存在的差距就体现在这里。“很多顶尖私校培养孩子的首要目标是培养他们的品格,而不是培养能进牛津、剑桥大学或是其他名校的学生。”女校唐屋中学(Downe House School)校长麦肯德里克女士(Emma McKendrick)直言不讳地对卫红说:他们每一年有多少毕业生考上牛剑,如果第二年有多几个学生考上这两所学校,她会很开心,但是她不会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她甚至说,如果学生在学校里没有准备好,就算她们上了牛剑,她们也不会是成功的,甚至这种光环对她们来说是一种负担。”好的成绩并不是学校培养学生的最终目的,卫红听出了她的意思。
“我看有些中国学校在入学时直接选成绩最顶尖的学生,过了几年,他们大差不差地成为最顶尖的毕业生。中国学校几乎不用做什么,他们要做的就是挑选。而英国的学校不同,他们可能选择成绩并不突出,但是却充满热情的学生,进入学校后,他们可能会爱上某一门学科,也可能发展其他特长。毕业时,他们有可能去了牛剑,也有可能去做他们认为更重要的事。在这里我们更看重的学校给孩子的附加值。”这是维珍集团(Virgin)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的母校斯托学校(Stowe School)的理念。
一些校长坦言,在学术排行榜上,有一些学校的学术排名像坐直升飞机一般直线上升,他们成功的“秘诀”很简单,从东亚招来一批学生,他们可能就读数学、物理、化学这几门,考了一堆A*,排名自然就上去了。这些学生就像“学术外援”一样,把学校变成了“学术工厂”。但这些成绩的背后,可能往往牺牲了对一些其他方面的关注。”一些学校对所谓的成绩排行榜呲之以鼻,甚至向家长直接了当地表明,他们不参与这些排名,并且认为这些排名有各种弊端。即使一些在排行榜上排名前列的学校也会声明,自己并不重视这个排行榜,还提醒家长:如果你们是冲着这个排行榜来的,我们不是你们要寻找的学校。
大胆的中国家长
在进行调研时,卫红接触了不少在英国私立学校的中国学生,她被中国家长们的“大胆”吓到了。面对英国2600多所教育水平参差不齐的私立学校,很多不会说英语的中国家长们几乎就是像“押宝下注”一样把孩子往外送。少部分的家长,在身边亲戚或朋友孩子的引荐下,去到一些他们曾经就读的学校就读。但更大部分的家长,他们既未亲自到英国考察,在英国也没有任何亲戚朋友,只是通过中介的介绍,交了一大笔钱,就把孩子送到一个从未亲眼所见的学校,把孩子交到一群从未谋面的老师手中。
一个在位于牛津郡的小型女校——都铎学校(Tudor Hall)就读的中国女孩就庆幸地对卫红说:“还好我来了这个学校,这个学校好好哦,之前竟然一点都不知道,就像中奖了一样。看来还是因为我人品好。”她说她的朋友可能没这么幸运,他们进入了一所中国学生占了大半的学校,接触的同学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孩子不用说英语,整天和中国孩子“混”在一起,学无所成。可能这些孩子的家长就是听了中介的一面之词,或仅仅是因为学校在牛津或者剑桥,又或者带有‘皇家(Royal)’的字眼迷惑了家长们。
“那他们为什么不和家长说,要转学呢?”卫红问。女孩一句话就把她点醒了:“你想他们一来就进入这样的学校就读,他怎么会知道这是一个‘不正常’的学校呢?他们可能觉得这个学校特别好,所以中国孩子都到那去了。” 英国私立学校一般没有对海外学生数量的明文限制,但是好学校往往会从教学效果和学生体验出发,把国际学生的比例维持在15%左右。显然,那个女孩所在的学校,光是中国学生的比例就大大超过了这一标准。
英国私校一般都会设置面试环节,确保招进来的学生是他们想要的学生。卫红把英国私立学校招收中国学生的过程大致分成几种类型:第一种是亲力亲为型,就是从招生面试
到录取学生全程包办;第二种是会接受所有中介的推荐,但是最终学校是否录取学生还是会取决于学生本身的表现;第三种是会接受一些固定中介的推荐,有一些是有经济利益,也有没有经济利益的,但是中介也基本上是起引荐的作用;第四种就是希望尽可能多招收远东国家学生的学校,会有中介专门招收中国学生,“这样的学校就要看仔细了”。但并不是说这些英国的顶尖私校少了中国孩子就不行。在走访中,卫红了解到,这些顶尖私校招收中国孩子不是为了“填位子”,更多的是看中的是中国学生带给学校的多元化,卫红分析道:“他们不是着眼于培养英国的孩子,而是培养能适应全球化的世界公民。”
英国的私校已经越来越国际化,越来越包容不同国家的学生,即使连最传统的公学也不例外,这一点凯岚深有亲身体会。在去伊顿面试前,她有点担心,觉得查理的英文程度不及在英国长大的孩子。“查理在北京生活了5年,在国内的小学接受了4年纯中文的教育。”但是面试时,查理在不同地方生活和学习的经历反而突出了他的国际背景,为他的面试大大加分。
私校与“贵族学校”不能划等号
在中国家长的眼中,英国私校往往有一层“神秘的光环”,他们对一些皇室成员上的学校或者一些所谓传奇的“一出生就报名”的学校有一种莫名的仰慕。“国内的绝大部分家长只知道两所学校,一所是伊顿,另一所就是哈罗,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两所都是男校或者全住宿学校。”卫红说。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家长在被英国历史悠久的私校和严谨的校风吸引的同时,中国急剧增长的市场也吸引着大多数英国私校,他们跃跃欲试,希望进入中国市场。2014年8月,英国著名的私立高中惠灵顿公学(Wellington College)上海分校在前滩落户,这是这所学校在中国的第二间分校,第一间坐落在天津,已于2011年8月正式开学。此前,哈罗公学(Harrow School)已经相继在曼谷、北京和香港开设了分校。惠灵顿公学和哈罗公学每年的学费约为20-25万人民币,几乎快赶上了在英国本校入读的费用(哈罗公学2014-15年的学费约为3.5万镑)。哈罗还一改在英国本校只招收男生的原则,向女生开放。这些校园环境优美、师资力量雄厚、体育娱乐设施一应俱全的学校给中国家长的感觉就是两个字——贵气,因此,他们习惯性地把英国私校称为“贵族学校”。他们想象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不仅能接受像英国贵族一样的教育,还能养尊处优地过着悠闲奢华的贵族生活,但殊不知,他们对“贵族学校”和“贵族精神”的理解并不全面。
几年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生张阳露在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真正的贵族精神》的留学日记,文中对贵族女校生活是这么描述的:“我们也睡硬板床,吃粗茶淡饭,每天还要接受非常严格的管理,甚至比平民学校的学生还要苦……。”张阳露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所崇尚的贵族精神不是暴发户精神,它不意味着养尊处优,悠闲奢华的生活,而是一种以荣誉、责任、勇气、自律等一系列价值为核心的先锋精神。”
凯岚很认同英式教育中对品格的培养,她觉得在英国教育体制下,对孩子的溺爱和娇宠是孩子形成独立性格的最大障碍。“在伊顿,学校第一个措施是:家长前三周不准探望,学校把各种娱乐、体育和业余生活安排得满满的,这样每天既增长了知识又参与了各种活动,孩子还没来得及想家也没来得及学坏,晚上头一着枕头就睡着了。”
卫红并不觉得中国教育很失败,相反,她觉得中国的基础教育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我自己就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但她同时也看到现在的中国孩子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失去思维的独立性。“特别多国内的孩子大学毕业了,却失去了方向。因为没有方向又去读了一个研究生,读完之后,发现还是没方向。很多家长帮孩子去找工作,打听哪个单位好,但是孩子却完全无动于衷。”卫红感到这种以考试为导向的学习很容易禁锢孩子的思维。她一直在思索,差距是从哪开始的呢?“差距是从高中开始的。”她想明白了。趁着自己在海外一年进修的时间,卫红把儿子带来英国上公立小学,体验不同的教育理念。孩子来到伦敦后,第一天就爱上了这里的学校。老师一再对卫红说:“孩子有很多潜能,强烈建议他继续在英国上学。再过几年,你会看到奇迹的。”去年10月,卫红的儿子转入一所顶尖的预科学校(Prep School)做全住宿生(Full Boarder)。不出意料,她儿子会继续在英国上学。但是去哪所高中,卫红不会自己为孩子拿主意,“我会推荐几所学校给孩子选择,但是不会包办,因为那是他的人生”。
卫红:毕业于被称为“中国金融黄埔军校”的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现已并入清华大学)。1995年在中央人民银行开始职业生涯,历任央行处长和资产管理公司高管。2013年到伦敦商学院做斯隆学者,同时创立斯隆文化教育中心,投身于最热爱的教育事业,立志帮助更多的中国孩子寻求更丰富的人生。
凯岚:有丰富经验的国际律师,先后在美国、中国香港、英国的律师事务所任职。她的一双儿女都在英国顶级私校就读。去年5月,儿子查理以优异的成绩被英国著名的伊顿公学录取,即将在今年9月入学。曾在其博客和中英文媒体上发表多篇关于英国私校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