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佳颖的本科专业是英语与国际问题研究，今年她已经成为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法的研究生了。

　　她是2009希望之星的全国十强，2009年IDEA辩论赛的 FINALIST，更是2010外研社杯辩论赛 FINALIST。

　　诸多荣誉加身，2011年，她以外研社杯辩论赛交通主管暨外籍评委联络人的身份出色地完成了大赛赋予她的任务。

　　2012 菲律宾世辩赛感想——我们距离BP有多远

　　2012菲律宾世辩赛是我参加的第一个世辩赛，得到了外研社杯的全额赞助，首先当然应当感谢外研社。

　　其次应当感谢我的搭档王博，任劳任怨，做牛做马，不管结果是虐了对手还是惨痛被虐，我们都乐在其中无比享受。

　　最重要的应该感谢世辩赛中的白哥们儿，黑哥们，灰哥们儿，黄哥们儿等等一众哥们儿。你们让我知道了，在中国国内我们辩的内容离BP存在的意义还很远，也谢谢你们让我知道，虽然我们离的很远，但是跳一跳我们还是能够得着BP的门槛。

　　在世辩赛的时候，难免成绩起伏，偶遇一些强队。评委的点评不外乎两句：“一，你们阐释PRINCIPLE不够深入”，“二，你们没有ENGAGE到整个辩论中来”。如果我有机会和那些评委说，我会告诉他们，阐释不够深入，是因为我们的英语虽然够交流，但是不够阐述一个哲学或者经济学的概念；我们没有ENGAGE是因为我们没有听懂或者跟上对方讲的是什么。对于这两点的深刻认识，让某人一直觉得，这个年代选择生在中国是选择了HARD模式。

　　看完总决赛我们更深刻的了解到了语言能力的重要性。在国内的辩论，或许是曾经盛行的AP留下的影子，主要是关于分点和例子的阐述。反方则是将正方的小论点和阐述一个个驳去。很少说一个正方一辩站在台上，完全不说分论点，就站在那儿用七分钟的时间给大家说，为什么今天这个MOTION是个从道理上伦理上人道主义上极优的提议，为什么今天我们所说的东西是不同于其他东西的。因为我们的语言能力的限制，使得中国的辩手，或者仅仅是我这样的辩手，没有办法用这两件事情说满7分钟。或许对于一个题目我有深刻的认识，但是我不能那样详细地阐述，不能那样深刻地告诉大家为什么我是这样或那样想的。

　　记得有一个题目是关于政府精英和民众意见相左的时候是否应该贯彻政府精英的意见。那场辩辩论的正方上院说：“今天我们讨论的不是政府行为方式的问题，而是讨论社会构成和法制社会意义的问题，我们希望今天的辩论会是纯理论的。”事实证明，在这样的基础和论调上和他们辩论，我们只有被虐的份儿。

　　所以我由衷觉得，如果BP所希望辩的说到底还是伦理的话，那么中国的辩手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例子和分论点固然重要，但是这些是和亚洲队伍非洲队伍辩的方法。在和英语为母语的优秀队伍辩论的时候，深厚的社会科学知识积累和精准地语言表达能力是无可代替的。无论例子有多么精彩，都抵不过一个好的PRINCIPLE的阐释。因为这个世界或许有许多的个例有许多的极端，但是都抵不上人类向往自由和真善美的宏大愿景。

　　世辩赛回来以后，我跳脱辩论本身，思考了一下我们四年的大学生活学习了什么的问题。诚然我们在语言能力上是不如一些队伍优秀，但是看到优秀的队伍的比赛，还是必须承认，问题并不是仅仅出在语言能力上。或许对于日本队是这样的。但是对于我们，绝不仅如此。在与世辩赛认识的辩手交谈之中，大家似乎未来都申请了常青藤的社会科学和法律或者至少有这样的打算。如果未来上学能够碰到我一点都不奇怪。但是深感我们的知识积累和批判思维的能力不如别人。不记得听谁说过，中国最好的辩手是一个移动的图书馆。在他的脑中可以翻出来随便什么数据和案例。对手在重压之下或许轰然倒塌一败涂地。外国的优秀辩手，未必做不到这一点，但是他们更愿意做的是，从社会结构的本身去剖析一个论题，去告诉对手，为什么今天这个辩题存在，辩完了这个辩题我们的社会会变成什么样。他们的脑中有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也有长时间逻辑思维训练打下的基础。而我们的大学四年相对则是单薄的。尤其是中国做辩论的同学。中国做辩论的同学，首先一大特点必须是英语好，导致有一半辩手都是语言专业或者语言专业学校的。我和我的搭档也都是英语系的。我们的四年时间大多花在了学习语言技巧上。这个对于一个英语为母语国家的辩手来说，我们这四年真的是毫无营养可言。所以，研究生我果断换了新的学习方向。如果再给我一个四年的机会，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努力阅读，努力思考。教育模式的差异和中国本身和外国的差距不能成为我们这代辩手和外国辩手之间存在差异的不可逾越的理由。毕竟EFL也有很优秀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