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6月23日,时任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达向邓小平作了“关于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提出, “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
1978年12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前排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批赴美的访问学者并合影。 (图片来源 :柳百成提供)
王以铭、童坦君、王序昆、姜伯驹、张恭庆……这里无法一一记述这群人的名字和他们在不同领域取得的成就,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首航学者”,即改革开放后首批中国留学生。1978年12月,几乎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同步,52名“首航学者”被送出国门。
时钟拨回到1978年6月23日,时任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达向邓小平作了“关于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提出, “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基于“文革”期间派遣留学生工作已经中断多年,所以恢复派遣留学生成为恢复高考之后中国教育界的又一件大事。
据资料记载,把中断多年的出国留学事务重新开展起来是相当复杂的,包括留学生将派到哪些国家、派多少人、学习什么专业,还有留学人员的组织管理等。当时教育部外事局副局长李琼具体执行此事,她和同事在两个月内不仅完成了规划,还组织了公开的出国考试。按照邓小平“五年内见成效”的指导思想,教育部决定先在国内知名高校的青年教师、各大科研院所的青年骨干中挑选留学人员,他们到国外学习两三年回来,在国内各方面工作中可以很快见到成效。
10年前,李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讲过这样一段令其永难忘怀的往事:当初选派留学人员还是有点顾虑的,担心派出去的人出问题,不回来了。后来,是邓小平的指示为他们打消了顾虑。邓小平说,你们不要怕跑,就是跑了十分之一,还有十分之九。如果派一万人,跑了一千,回来的还有九千人。你们要大量地派,不要怕。
1979年1月29日上午 10 点,白宫为到访的邓小平及夫人卓琳举行欢迎仪式。图为柳百成收到的参加欢迎仪式的请柬。1979年初,9位来自清华大学的访问学者在华盛顿合影。
1979年,52名“首航学者”之一的柳百成在威斯康星大学电子显微探针实验室。
从资料来看,邓小平在扩大留学人员的问题上不仅思想开放,而且极具魄力;不仅深谋远虑,而且细致入微。比如,在谈到留学生管理问题时邓小平就说:留学生管理方法也要注意,不要管得那么死。留学生可以住在学校,也可以住在外国人家里。暑假还可以让他们回来一下,了解国内情况。要放开手,让他们接触社会群众。
“留学是民族之间、国家之间文明的交流和融合。这种交流与融合建立在语言交流之上,又远远超越语言范畴。一个国家输出和接收留学生的数量,与这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成正比。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相当数量、占人口一定比例的出国留学生和前来留学的国际学生,这个民族的视野就会受到局限,这个民族的语言会因此而缺少新鲜词汇,这个民族的思维会因此而缺乏活力。”这是《1978:留学改变人生——中国改革开放首批赴美留学生纪实》一书作者钱江写下的一番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