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当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送到时，云南考生崔庆涛正和父母在老家会泽县一处建筑工地上拌砂浆。为补贴家用，有时他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面对通知书，崔庆涛把手洗得干干净净，这才用笔在快件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此前，崔庆涛去过最远的城市是省会昆明。通过高考，他得以走出大山，走进北大，走入不一样的人生阶段。

比改革开放更早一年迈入不惑的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已走过41年的风雨历程，亿万国人像崔庆涛一样通过高考改写自己和家庭的命运。

恢复高考，是“文革”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先声，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篇章在1977年冬天奏响序曲。作为我国基本教育制度之一，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与改革开放同向同行，为学生成长、国家选材、社会公平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对提高教育质量、提升国民素质、服务现代化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资料图片）

改革序曲：一场考试开启伟大历史篇章

1977年，十年“文革”阴霾初散。当时人们还不大了解气象学上“暖冬”的概念，但一项注定要载入共和国史册的重大事件，让大批国人的心在那个冬天温暖起来——570万考生带着激情与渴望走进考场，高考制度被废止十余年后重新恢复。

那年农忙过后，福建省龙岩县江山公社下乡知青刘海峰读到了俄国作家阿克萨柯夫的《学生时代》，并在读书笔记中抄录了一句话：“一个从未受过中学和大学教育的人是一个有缺憾的人，他的生活是不完全的。”在水田里插秧、割稻子时，刘海峰并不知道自己的大学在哪里。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首都北京，一场关乎刘海峰以及数以千万有同样困惑的青年能否上大学、如何上大学的重大决策，正在酝酿之中。

1977年8月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召开。提出召开这次会议的，是刚刚复出的邓小平。

33位科教界专家学者从全国各地赶来出席，他们中既有物理学家周培源、数学家苏步青、生物学家童第周、光学家王大珩这样的著名学者，也有查全性这样的中青年代表。但几天会议下来，敏感话题几乎没有被触及。

8月6日，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何东昌谈到，大学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他痛心疾首。这一发言，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一直沉默的武汉大学副教授査全性突然“开炮”，将问题的矛头直指当时的高校招生制度。

查全性说，现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埋没了许多人才。没有考试，不仅大批热爱科学、有培养前途的青年上不来，就是那些有才华的工农子弟也被一股“走后门”的歪风阻挡在大学之外。如果改进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知识青年、青年工人和农民中招收20多万合格的大学生，是完全有可能的。

“查教授的发言说中了要害，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几天来一直参加会议的邓小平回应，“我算个大人物吧！我的子女考不合格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

其实，在召开这次座谈会前，邓小平已几次提出恢复高考的设想，并将其作为拨乱反正的一个突破口。代表们的肺腑之言，与邓小平的思考不谋而合。

8月8日，邓小平在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高考制度的重大转折出现！

当年10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恢复统一考试，由省级命题；招生考试在冬季进行，新生春季入学。

恢复高考的消息如春雷激荡，迅速传遍神州大地的各个角落。在山村渔乡、牧场工厂、营房和课堂，数百万青年拿起课本，准备迎接人生的机遇和挑战。

刘海峰抱着“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心情走进考场，并最终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学习，现任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是国内理性维护高考制度的著名学者。

1977年不仅是刘海峰个人命运的转折点，更是国家和时代的拐点。

高考恢复保障了高校生源水平和高等教育质量，使社会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也有力推动了拨乱反正。

恢复高考整整一年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从此，中国走进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

科学有效：不断探索的高考改革

1000多年前，唐代史学家沈既济在论人才选举制度时提出“物盈则亏，法久终弊”，这8个字也道出了高考制度发展变化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