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成了每年惯常的戏码，2014年高考后，辽宁、河南两省又爆出大面积体育加分舞弊事件，关于高考加分政策的争议再次引燃 。

回顾高考优惠政策的历史，对特殊群体入学机会的不公平进行补偿，是其本初的逻辑。之后为满足特定时期对人才的要求，高考加分在德智体的考核中起到了调节器的作用。无论在国家，还是地方，在不同的发展时期，高考加分都曾完成了赋予它的历史任务。但加诸其身的动机与利益越来越复杂，终使其在背离公平的路上越走越远。

“高考加分演变成了唐僧肉，谁都想来啃一口。”

—云南省教育厅原厅长罗崇敏。

政治补偿：革命军人、华侨学生优先录取

体育好，拿过奖，优秀学生干部，德智体全面发展，就可以在高考中快人一步？现在是 ，但倒退60年，这样的履历分分钟被革命军人秒杀。

1950年的高校招生文件规定，对于“参加工作三年以上的革命干部及革命军人、兄弟民族学生以及华侨学生，考试成绩虽稍差，得从宽录取”。

直到1956年7月，《全国高等学校1956年暑期统一招生录取、分配办法》才对优先录取的分数优惠幅度首次作出明确规定：在与一般考生成绩相同或相近(指总分少20分左右)时，就应该优先录取。这时，受惠群体中增加了烈士子女和港澳学生。

“这一阶段的政策，体现了政治补偿特征。”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副研究员罗立祝分析，革命干部与军人、烈士为新政权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华侨在抗日期间给予新政权很多物质与政治支持，国家给予相应优先录取政策，带有明显的安抚与补偿之意。而给予少数民族考生优先录取政策，则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定与民族团结。

服务建设：优惠特长生，提高国际声望

1978年至1987年十年间，国家密集出台政策，对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学科竞赛获奖者、体育艺术特长生、思想品德表现突出者、受政府表彰的优秀青年、报考农林等特殊院校者等对象实行降分录取。

1987年4月国家教委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例》，规定了分数政策优惠的项目和幅度。此后，尽管对于加分的项目和分值多有调整，但加分策略成为一项稳定的高考政策延续下来。

“这一阶段的政策凸显了为国家经济等各项事业建设的服务功能。”罗立祝说，1977年以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工作重心转移至经济建设上来，对特长生分数优惠，体现了国家对参与国际竞争和提高国际声望的迫切需要，也反映了对高级顶尖人才的重视。

一个例子是国家对体育生的重视空前绝后。上世纪80年代，重返国际舞台的中国体育迎来辉煌，1986年，国家教委规定，参加1985年、1986年重大国际比赛以及由国家举办的全国性比赛获前六名以及1985、1986年获运动健将、一级运动员称号的考生，可降分50分提供档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高考降分幅度最大的一次调整，此后的优惠政策再也没能超越这一幅度。

变味走样：谁都想啃一口的“唐僧肉”

在批评者看来，“高考加分演变成了唐僧肉，谁都想来啃一口。”原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说，加分的泛政治化成了教育怪胎，各种利益都想要绑架高考。

过多的加分项目，让一项本来少数受益的政策，带有了变异的“普适性”。2010年重庆市高考报名人数为约19.6万名，高考加分人数为3.37万人；2013年的北京，7.2万余名考生中照顾对象为1.3万余人，这两个地方基本做到了每6个考生中就有1个享有加分。

而在地方加分中，体育特长生成为丑闻的重灾区。据媒体不完全统计，2005年至今，至少有18起高考体优生被质疑的事件，酿成公众丑闻，加分项目涉及武术、射击、游泳、“三模三电”等。

不正常的体育加分还惹来了学校的抵制。2013年，清华大学公开声明，多年来一直未承认四川省二级运动员加分。四川省体尖生究竟泛滥到什么程度？记者通过公开资料查询到的一组数据可做对比，安徽省2013年考生51.1万，与四川省的54万相当，但安徽省考试院公示的体育加分生仅186名，四川则是2722名。

原有的高考加分政策在执行中已变味走样，违背公平原则，终致社会各界强烈反对。

2014年，正是高考加分项目“瘦身”的第一年，也是高考加分政策重回公平轨道的尝试。然而辽宁与河南几乎算是惯性式的加分丑闻，表明它步入正轨的道路仍旧漫长。

一场空前讨论奠定高考加分政策

如今，呼吁废除高考加分政策的争议日炽，但是谁能想到，加分政策的奠定 ，也系于一场空前的争论。

1979年10月16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名为《“大突击”景象散记》的报道。该报道配发的编者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