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高考改革需进一步打破总分录取模式，强化高校自身在招生中的发言权

　　1977年12月，570万名考生走进高考考场，其中有27万人进入了大学，录取率为4.7%。

　　这是被人为中断十一年后，恢复高考的第一个年头。对于那些曾在茫然和未知中等待将来的年轻人而言，高考给他们带来了命运的转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在1977年参加高考时，尚是一个17岁的少年，高考给了他一个“不靠天地不求人，而是靠自己”的机会。回想起那一年发生的巨变，他如此形容，“山川变色，天地为宽。”

　　2017年6月，高考恢复四十周年，全国940万名考生参加高考。相比四十年前，高校录取率从不到5%跃升到76%左右，部分地区超过90%。这一年也被称为“新高考元年”，作为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地区的上海、浙江两地的高中毕业生迎来首次“新高考”的检阅，多个省市的“新高考”改革于今年启动。

　　四十年来，高考历经多次改革。这项关乎国家和每一个个体命运的制度，始终在变革中前行。

　　不变的则是“高考”所奠定的核心价值与功能：对众多个体而言，它是实现梦想的一条公平路径；对国家和社会而言，它是实现阶层上升最公平、最畅通的渠道，是保障中国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的重要机制。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王烽称，“四十年来，年轻人上大学的机会从绝对短缺转变为供需相对平衡，教育需求也从统一性和单一性向多样化和选择性转变；教育成为民生之重，成为中国人个性发展和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成为支撑创新型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基石。”

　　不断改革的历程

　　1977年10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宣布恢复中断十一年之久的高考。

　　长期研究考试制度的刘海峰说，1966年停止高考后，有四年左右的时间中国的高校完全没有招生，后来招收工农兵学员，是以群众推荐和领导批准为主要选拔方式，“这就造成了推荐‘文革’中工农兵学员‘走后门’的现象。”

　　对于那时的刘海峰们而言，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想要上大学，甚至说想要调回城里当工人，都要走关系，要靠群众推荐，那就很难。”

　　1977年，全国有570万人报考，全国高等学校录取新生27.3万人，录取率不到5%。

　　邓小平否决了当时高校招生改革方案中的“需要单位推荐”的资格审查要求，提出“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这开启了延宕至今的高考改革之路。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王烽说，“从科目调整、分省命题，到建立多种录取通道、推广平行志愿、试点自主招生，再到阳光招生、面向特困地区的定向录取和面向中西部地区的协作计划等，改革已经覆盖了考试、招生、管理等各个层面。”

　　在招生制度上，1983年，教育部正式提出“定向招生，定向分配”，规定在中央部门或国防科工委系统所属的某些院校，按一定比例实行面向农村或农场、牧场、矿区、油田等艰苦行业的定向招生。

　　“双轨制”的诞生是在1985年，教育部规定，可以从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少数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一向由国家“统包”的招生制度，变成了不收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和收费的国家调节招生同时并存的“双轨制”。这对满足地方人才需求、缓解高等教育经费压力等起到积极作用。

　　同年，从美国引进标准化考试，首先在广东省进行了英语、数学两科的试点，并于1989年逐步向全国推行。

　　1994年，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实行统一录取分数和收费标准，毕业后也不再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

　　后来，高校学费开始增加，一直由国家“全包”的师范专业也逐渐开始收费；直到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

　　高校大规模扩大招生数量，始于1999年。据《199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1999年普通本专科招生159.68万人，比上年增加51.32万人，增长47.4%。2007年，全国计划招生570万，高考报考人数首次突破千万。

　　2001年，取消对高考考生在年龄和婚姻状况上“不超过25岁”和“未婚”的限制；普通高校招生工作实现网上录取。

　　2003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2所重点院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允许香港高校在内地部分省份自主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