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是受尽歧视的随迁子女，现在却成了待为上宾的外侨。不仅可以在京高考，还能加10分。”

张建党喘着粗气，把六七箱草莓搬下车。那双黑乎乎、裂着口的粗壮大手捏起一颗，递给《中国周刊》记者：“尝尝，无化肥无农药。”这些草莓，意味着儿子张图去美国读大学的学费。

一想到儿子的未来，这个身材略胖、头发乱糟糟的中年男人，便忍不住翘起嘴角。

因为户籍限制，张图无法在京高考。无奈之下，他将孩子送进国际班，准备出国留学。随后，具有美国国籍的前妻提供援助，儿子很快能以美国公民身份，参加“美国高考”。

更奇妙的是，只要变成美国人，孩子又能在北京高考了根据教育部政策，外国侨民享有直接参加北京高考的资格。

这出逆袭的喜剧，充满了黑色与荒诞。

京城求学记

儿子优异的成绩，曾是张建党坚持留在北京的原因。

张图今年高二，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简称实验中学）一所北京市重点高中。他的成绩稳定在全校前30名左右，一度排到了西城区前50名。

“每年，实验中学能有七八十人考上清华北大，这还是往保守了说。”张建党自信，“凭孩子的水平，能稳进清华。”

可孩子不是北京户口，别说清华，连高考的资格都没有。

1995年，张建党的妻子从中国科技大学硕士毕业，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博士，夫妻俩从安徽老家来到北京。第二年，儿子出生。1998年，妻子拿到全奖赴美留学，三年之后提出离婚。一番争夺后，张建党获得孩子的抚养权。此时，他在北京开了家铁艺厂，把父母接过来带年幼的张图。

对于这位单身父亲来说，儿子就是一切，他希望孩子能在北京幸福地成长。

最初一家人居住在昌平霍营的村子里。经济条件一好转，他马上把孩子送到教学质量优越的亚运村中心幼儿园。幼升小的时候，张建党交了三万多的“捐资助学费”，把儿子送进了当地条件最好的小学。

“为此，学校还写了封表扬信，赞扬我的高尚行为。”他笑着回忆道，“北京的家长都不用花这笔钱。说白了，就是借读费。”

那时，户籍并不算是个大问题，“无非就是多花点钱”，他负担得起。

这样的心态，一直延续到孩子小学毕业。

三年级时，为能在小升初的竞争中抢占先机，张建党和所有望子成龙的家长一样，提前给孩子报了个“占坑班”（某些重点中学自办或合办的小学生学科培训班，意在选拔优秀生源升入本校初中）。他希望儿子能升入重点中学北京八中。

张图也争气，一个课外班都没报，几年下来成绩拔尖儿，顺利通过八中的入学测验。面试时候，负责招生的老师对这个安静专注的男孩很满意，录取似乎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儿。

但一听说“户口不在北京”，对方脸色一沉，语气立马就变了：“那你就别想了！”

张建党也急了：“我们可以多交点钱。”

对方一摆手：“不是钱的问题。你这属于没有学籍，将来升入高中部，也没法高考。”校方不愿意惹这个麻烦。

老张第一次体会到了户籍的厉害。

本以为进八中是妥妥儿的，其他学校根本没考虑。眼看招生截止，他抓着孩子的简历和市级三好学生证书，四处乱投。

最后，赶上了北京市十三中分校最后一拨考试。因为考试几乎满分，张图被录取到实验班。“他们只有初中部，没有高考率的压力，中考能考高分就行。”老张解释道。

他告诉儿子：“没有户口，差点上不了好学校。以后，你得做好心理准备。”儿子咬了咬嘴唇，没吱声。

中考那年，因为张建党再婚的妻子是京籍，属于9类非本市户口可报考情形中的一项，张图可以在北京借考。为办借考手续，老张先是拿到妻子户籍所在地居委会的证明，但因为级别不够，又去上级镇政府盖章。见对方还不太配合，他拿着教育部的文件磨唧半天才算了事。后来他得知，这个外来人口众多的镇，只有不到二十人拿到借考资格。

最终，孩子以2分优势，惊险地考进实验中学。他每天5点钟起，花一个半小时自己从昌平坐车到西单，晚上8点多钟回家，常常夜里两点还写不完作业。

后来，老张在西单的小旅馆里租了个地下室，供孩子一个人住，700块钱一个月。周围的邻居，以打工者居多，没有浴室，只有一个公共厕所。屋子不到8平米，得侧着身子走动。

他也心疼孩子受苦。好在有个老乡，孩子也在实验中学读初中，租了个5000多的三居室，没事儿就让张图过去吃个饭洗个澡。

张建党一声苦笑：“老乡在发改委工作，孩子是共建生，早就给解决了北京户口。”

煎熬

艰难求学的过程中，父子俩受尽煎熬。